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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李永炽回忆录》──边缘的自由人:一九九○年代台湾的民主化运

2020-06-10来源:A酷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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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会全面改选

自一九九○年野百合学运,学生提出废除万年国会的诉求后,一九九一年国会全面改选也终于提上了日程。

永炽很早就意识到万年国会的荒谬,福泽谕吉虽然相对于民权派比较保守,但他在谈民主自由时,还是以民权为主,主张通俗民权,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众主权、人民主权的意思,算是很高调的民权。硕士班时代,永炽研究了这一些东西,到日本留学时,读了玛克思.韦伯的东西,开始注意英国国会的一些现象,那时他已经认知到,在人民主权的体制下,人民拥有决定权,既然台湾的国会只能对台湾人负责,那幺这个国会就应该全由台湾人民选出,不过,当时他还没有把这个想法变成有系统的言论。到了一九九○年,永炽对万年国会与民意代表的想法,已经蕴积二十年,这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紧密相关。从韦伯的观点来说,如果人民的民主素养不成熟,民主制度就会沦为投票这个行为而已,选出来的国会议员,绝对是以利益挂帅,而不会以国家的利益或人民的利益为主体去思考,因此,韦伯选择用总统来制衡这样不成熟的国会,主张总统直选。

《李永炽回忆录》──边缘的自由人:一九九○年代台湾的民主化运

一九九○年野百合学运落幕后,民进党立刻成立宪政研究小组,花了三个月时间提出了《民主大宪章》,郑钦仁也有参与,他极力主张总统直选。永炽那时也在想,万年国会的那群老国代还没有彻底下台,也还不知道主流派与非主流派斗争的结果会怎样,或许万年国会真的会万年下去,因此永炽倾向採取韦伯的概念,用总统直选来克制国会,而且直接民选的话,总统制未必会比内阁制差。当然,一九九二年台湾终于全面改选民意代表,然而,选出来的国会代表正如同韦伯说的那样是以个人利益为考量。因此,如何形成独立自主的公民社会、落实民主制度,便成为永炽思考的一个很重要课题。

永炽一直认为台湾要独立建国,一定要有一个理论性的论述,稳固地打下台湾认同的基础,而不只是因为激情或反国民党而已。因此,在刚刚脱离戒严体制、鬆动大中国主义的一九九○年代,思想建构比什幺都重要,或者说,国家建构比什幺都重要,此时永炽的思想与行动也大都倾注于这一部分。不过,一九九○年代初期,台湾社会还是比较少谈到主权问题,那时的民主化议题还纠结在总统制、还是内阁制,而且还不是从宪政的角度去谈论。

一九九二年,台湾要全面改选民意代表,施明德在前一年便开始推动巡迴全岛的新宪助选团,但新宪法的讨论还是被搁置。似乎以李登辉与民进党为首的改革势力,都觉得在既有中华民国体制上改革,比较容易达成民主化,若要主张订立新宪法,可能会引起统独对立,激化保守派反弹,防碍民主化发展,所以就要独派妥协。

只是妥协到今日,台湾还是这样国不成国,二十多年了,连转型正义都才刚起步,真的让人很感慨。说老实话,永炽比较心仪内阁制,但是他对内阁成员实在没有信任感,因为在没有建立起真正个人主体性的状况下,政治最终只有权术,没有价值与理想,所以不管哪一个党,到头来都一样,都不敢把台湾的利益、台湾的问题,拿到檯面上来谈,只讲一些琐碎的议题,甚至谈的议题都无法相互连贯,一下讨好这群人,一下讨好那群人,说穿了都是为了选票。如果民主制度只停留在利益交换与票数计算上,那根本不是民主制度,只不过是利益分配罢了,用韦伯的话来说,国会只是个利益交换所。

透过写文章传达理念

永炽一直积极在各报章杂誌写文章,想要将他对民主与价值体系的理念传达出去,当然也因为这是他比较熟悉的社会参与方式。从早期金恒炜担任《中国时报》副刊主编时,他就在《中国时报》撰写不少关于文化的文章,等到金恒炜创办《当代》后,永炽更几乎一期都没缺席,延续《中时》副刊时所写的思想文化主题。同时,他也在锺肇政担任副刊主编的《台湾日报》撰写一些比较长的论述文;而在《民众日报》发表的多为政治评论。在老包担任《自由时报》副刊主编时,他也应邀撰写专栏,这时期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广,包括了政治、文化、社会、知识等方面。

另一方面,辜宽敏模仿日本的《文艺春秋》,在台湾办了一本《台湾春秋》,邀请永炽去担任顾问。但或许因为《台湾春秋》的稿费在当时几近天价,没多久就亏损惨重,最后辜宽敏停掉了《台湾春秋》,在一九九三年出资另外创办了《黑白新闻週刊》。那时老包也离开了《自由时报》,转到《黑白》当总编辑,永炽也停掉了《自由时报》的专栏,跟着换到《黑白杂誌》,每期固定写专栏:「黑白观点」,这些文章就不像在《自由时报》时那样各方面都有,大多都是政治评论。

永炽写评论的方式跟写论文很像,他从理论观点去分析台湾的政治与社会现象,把自己阅读很多书籍的内容融合变成自己的观念。在写文章时,他会把一种议题或现象,转化成另一种思想性的语言来处理。因此,除非是论述性的文章,否则,他的论文或评论文都很少引述,当然,他也不会去套用理论,因为所有理论都一定有时代与文化的特质,不能像模子一样套用到所有地方。他的方式是梳理各个现象,从中抽离出最重要的部分──在某种程度上和韦伯的理念型概念是相通的──最后找出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。

例如李登辉提拔郝柏村当行政院长时,许多台派的人很激动,他们反对军人干政,认为李登辉向国民党保守派低头。永炽当然也反对军人干政,但他对李登辉这样做的原因持保留态度。默默观察一阵子以后,他将李登辉的各种言行总合起来分析、推理,导引出一个观点,他认为李登辉是透过这个方式拔除郝柏村的军权,并藉着野百合学运等民间力量,从非主流派手上夺得国民党真正的领导权。

由于参与台湾教授协会的关係,永炽跟年轻一辈的学者也熟了起来。《首都早报》垮台没多久,廖宜恩跑来找他,说他们想要办一个《台湾评论》的杂誌,想请永炽当社长。之所以会找他,可能因为永炽那时是《自由时报》的专栏作家,又是施明德「新台湾重建委员会」里面的人,也曾在《首都早报》担任文化版召集人,大概有点名气吧。但永炽说自己不行,当社长要照应整个杂誌社各个面向的问题,他没有这个能耐。总编辑要负责到处邀稿,他的个性又比较孤僻,也做不来,只想执笔就好。最后,社长由郑钦仁担任,永炽当总主笔,总编辑则是陈仪深。

永炽在《台湾评论》当总主笔时,提出一个作法:社论的作者要署名。一般而言,报章杂誌的社论代表报社的立场,作者并不署名,但永炽说为了表示我们为自己写的东西负责,社论要署名,当然,社论还是代表杂誌的立场,因此在写之前,轮值作者要先把观点告诉大家,或至少经过永炽的同意再写。譬如说,永炽这个总主笔指派这次是A写,那幺A得先告诉永炽现在要写的这篇社论採取什幺观点、要谈什幺问题,然后再去写。这个作法除了让作者负责之外,也希望每篇社论能够互相关连起来、相互支援,一旦发生什幺需要砲火轰击的大事时,这些社论可以结合在一起集中火力。

这个作法最初运转了一阵子,后来慢慢发生变化,署名的作法还维持着,可是每个人各写各的,都没有先来谘询永炽,他变得很闲没事做,最多就是主持杂誌社举办的座谈会。

廖宜恩当初找他时,并没有提到这本杂誌的出资者是谁,后来永炽才知道是「台独联盟」黄尔璇,不过他也不在意,能有份杂誌为台独发声,他觉得很好。但没过多久,杂誌社以没钱由为要停刊,永炽知道后很生气,办杂誌并不需要多少钱,为什幺一个组织会维持不了一份杂誌?而且,即使没有钱,为了宣传理念,也应该找钱出来办下去。一个团体──尤其以宣扬理念、形塑认同的团体──必须要有自己的报刊,而且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营利杂誌来看待,应视之为支援系统,不然遇到需要发言的时候,或是需要抗争的时候,难道要靠国民党的报纸吗?还是要临时拿着大声公到处去喊?团体所属的刊物就是要长时间稳定发行,建立与支持者之间的信赖关係,平时细雨无声地传递理念,发生变故时,至少有一个发声的平台。具备这幺重要作用的刊物,怎幺可以因为没赚钱就不办了呢?他实在是又失望又火大,这个时候大约是九○年代中,老包离开了《黑白》杂誌,自己创办《新台湾》新闻週刊,永炽也跟着把「黑白观点」的专栏转过去,改成「新台湾观点」,他的政治评论的重心也转到《新台湾》去了。

《李永炽回忆录》──边缘的自由人:一九九○年代台湾的民主化运

书名:《边缘的自由人:一个历史学者的抉择》作者:李永炽、李衣云出版社:游击文化出版日期:2019年5月1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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